答：美方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影射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对于这种违背事实、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我们坚决反对。

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也是互联网发展最活跃的国家，到去年底，中国网民达3.84亿，网站达368万个，博客1.8亿。中国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是我们的一贯政策。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对互联网坚持依法管理，符合世界通行做法。

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中国主张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严厉打击网络黑客行为，维护网络安全和依法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停止利用所谓互联网自由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就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以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针对昨天克林顿发表的演讲，我外交部发言人表明了态度。其实我之前是本着批判的目的发的克林顿的演讲稿，如果对我发言人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开放程度还不能理解，请尝试访问youtube，flickr，twitter等世界著名网站加深印象。

很奇怪，我的blog几天发一篇文章还不痛不痒的，这么快就通过了GFW的认证？真是受宠若惊。

原来一直以为只有五毛党，原来，一毛党早就存在了。请点击进入了解详情。

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 。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CFP1月22日报道 2010年1月21日，兰州市投资模仿国庆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56个民族团结柱，当日基本完工亮相。高大亮丽的民族团结柱烘托了喜庆的春节气氛。

我真看不出来，这56跟柱子从哪个角度象征团结了？

【原文首发于《挨踢客》，感谢“陕西联通友情递送”的支持！略有删节。曾投递:《你会买电信版的黑莓吗》】

继广东、上海之后，北京移动也宣布将过滤黄段子，轻则暂停短信功能，重责永久封停号码。于是，鄙人闲得蛋疼，给中国移动上海分公司10086打去一个电话。

鄙人：你好，请问你们是否有关于发黄段子停止手机短信的规定。
10086（1）：是的。
鄙人：那什么是黄段子呢？
10086（1）：请稍等。

…服务转切中…

10086（2）：您好！
鄙人：您好，请问什么是黄段子。
10086（2）：黄段子就是黄段子。
鄙人：那到底什么是黄段子，你们总要给我一个标准。
10086（2）：黄段子就是黄段子。
鄙人：那我要是不小心碰了你们的红线怎么办？
10086（2）：你的手机被停了吗？
鄙人：我现在还没停。
10086（2）：那等你停了再来问吧！
鄙人：那我停了还来问你干嘛，你们既然出了这个规定，那就给我们一个标准啊！我若是不小心打错字了，一下子发出去了，那岂不是麻烦了。
10086（2）：我们只是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
鄙人：那“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你们告诉我，我去咨询“相关部门”。
10086（2）：相关部门就是相关部门。
鄙人：那到底是哪个部门呢？中国没有一个叫“相关部门”的。
10086（2）：相关部门我也不知道哪个部门。
鄙人：那你们既然连哪个部门的命令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够出这样的规定呢？
10086（2）：这个不是我的回答范围。
鄙人：那你们出这样的规定，总是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吧？
10086（2）：你的手机被停了吗？
鄙人：没有。
10086（2）：那等你停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再打这个电话吧！
鄙人：作为你们的用户，难道就没有咨询的权利吗？我虽然不发短信，但我今天还真要问个明白。
10086（2）：你非要问个明白，那我给你转我们值班班长。
鄙人：好。

…服务转切中…

10086（3）：您好！
鄙人：你好，你们哪个黄段子是什么标准？
10086（3）：我们没有标准。
鄙人：既然你们没有标准，那我要是不小心发了黄段子，我手机就要被停止短信功能了。
10086（3）：你现在被停了吗？
鄙人：那还没有，我最不喜欢发短信。
10086（3）：那等你停了再来问我。
鄙人：我要是停了，那我还来问啥，你们出了规定，你们肯定要解释清楚啊！
10086（3）：这不是我们规定的，这是“相关部门”的通知。
鄙人：那“相关部门”是哪些部门？
10086（3）：相关部门就是相关部门。
鄙人：那“相关部门”到底是哪部门？
10086（3）：这不是我回答的范围。
鄙人：既然你都不知道相关部门是哪些部门，那你们怎么就能出这样的通知呢？
10086（3）：这不是我回答的范围。
鄙人：你们这样涉嫌违反宪法，侵害我们的通信自由，你知道吗？
10086（3）：这不是我回答的范围。
鄙人：那什么是你回答的范围？
10086（3）：等你手机被停了。
鄙人：我手机被停了，我还找你干嘛，我现在就是要知道你们的黄段子标准，或者告诉我“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我好找他们去。
10086（3）：你的手机停了吗？
鄙人：我的是没停，但我就是要知道一个标准。
10086（3）：每个号码的标准不一样，是你这个号码？
鄙人：怎么每个号码标准不一样呢？中移动有6亿用户了吧？那你们要制定6亿个标准？
10086（3）：是要问你这个号码吗？
鄙人：那我这个号码什么标准？
10086（3）：那要等停了后才知道。
鄙人：那你等于没有说啊！
10086（3）：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鄙人：不需要了，需要你也帮不了。

…挂机…

       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google不想继续对google.cn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与中国政府进行探讨，如何让Google.cn在不进行审查过滤的前提下合法地运营，如果做不到这些，Google将考虑关闭Google.cn，甚至是它的所有中国办公室。

       google终于爆发，源于一直以来某些组织对gmail系统的攻击，google.cn作为google.com的阉割版在中国运营的几年中忍辱负重尚且还可以忍受，但对其以技术著称的google的技术窃取和攻击让google终于做出选择。

对google的不舍和支持，体现在大家自发的“非法献花”。 

既然已经作出了退出的决定，让世界知道真相就是最后一件事情了。google.cn对敏感词的解禁，直接导致百度的失禁。

今年第一次访问，就造成百度被黑，真是罪过。

Baidu.com的DNS服务器被黑，DNS服务器被换为YNS1.YAHOO.COM，首页被定向到一个黑页Iranian Cyber Army上。如迫切希望看到熟悉的百度，请改用google的DNS。

一说起关于香港高铁的争议，身边的朋友马上变得立场鲜明，一种认为，为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大前提，必须牺牲小我，因此菜园村的那些不愿搬走的村民，显得不够大气，而且有要挟政府的嫌疑，为了要更高的赔偿。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民主的本质，在于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小部分人，没有争议，那才是可悲的事情，至于争议影响了工程进展的速度，甚至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那就要看，到底一个社会，对个人的权力更加尊重，还是把经济快速发展放在最前。

香港高铁的争议，除了菜园村征地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纳税人的钱应该怎样花？从原先的三百多亿港元的预算，到现在的六百五十二亿港元，香港的高铁被称为全球最贵的高速铁路，因为26公里长的路线，平均每公里要花大约25亿港元。

花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投资到底何时能够回收回来？政府摆在大家面前的，是高铁兴建可以增加的就业职位，带动的GDP,以及未来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但是正如回收时间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确切回答的问题一样，未来的经济收益，同样也不过是专家画出来的一个大饼而已，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或许会超出预期，但也可能好像当年对迪斯尼的估计，让人跌眼镜。

除了投资，还有路线的问题，反对的声音认为，高铁站放在西九龙，中间没有停站，无法让新界居民受惠，拆得却是他们的房子，只能眼睁睁看着铁路经过。而且，市中心的交通已经饱和，这样的设计，是否欠缺周密考虑？当然，政府的回应是，高铁主要还是服务来往香港的旅客，当然应该直通市中心。于是问题又来了，香港是否需要这样一条昂贵的高铁，来吸引游客呢？这样的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正比呢？

中央政府不断催促，连铁道部官员也开头希望香港放弃争议，包括很多内地的民众也认定，香港实在是动作太慢，这样最终只会被边缘化，因为错过了一个融入内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机会。特区政府当然很着急，甚至被形容为，“拚了老命也要通过拨款”，不知道是因为整治压力，还是来自于经济增长的担心。毕竟，大型基建投入，是刺激经济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但是香港社会是否真的如此着急呢？从街头的抗争声音，立法会里面，议员们利用技术手段，让拨款申请一拖再拖，至少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分歧。

在一个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的地方，政府的施政也好，大型工程上马也好，当然遇到的困难和阻挠要多的多，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也好，不同的民间组织也好，都在为自己所代表的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虽然这样的结果会影响效率，但是至少在这样的博弈过程当中，能够保障弱小团体和个人的权益不会无声无息的遭到侵害。

内地高铁发展快速，很多人看不惯香港的拖拉，但是那些批评香港的民众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因为高铁的兴建，拆迁的是你的家，或者高铁造好了，却发现原来自己无法收益，因为票价太高，或者路线设计和自己无关，服务的只是少数人，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牺牲小我？是不是会羡慕香港，至少在决定之前，你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

香港高铁的拨款方案，特区政府在明年一月八号又要闯关，一批八零后的年轻人已经呼吁，到时候要包围立法会，监督立法会议员投票。他们这些天在电影院门外发传单，因为香港不少的文化人敢看，看完电影阿凡达，马上联想到了菜园村的居民，以及兴建高铁的不公。

这是一个现实，虽然西方社会正在反思看重物质，轻视精神的结果，但是谁都知道，阿凡达里面的大团圆结局，更多的只是美好愿望，因为当经济利益放在眼前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攻击土著人的外来者。所以，原本觉得，这些八零后在高铁问题上的执着有点点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被经济利益主导，看不到其他的时候，没有这些有点点过的年轻人的呼喊，还有谁为那些无权无势的个人说话？

今天是西方圣诞节，同时也是被称为“刘黑手”的刘晓波宣判的日子，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十一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晓波为什么会被称为刘黑手，以及他到底如何的罪大恶极，请看20年前的一篇文章。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1989年6月24日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8226;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